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不能靠重典终结

校园暴力事件频发，我应该高度重视。据分析统计：有75%发生在中学生之间，其中初中生、高中生分别占比42.5%、32.5%。面对校园暴力事件频发，有观点提出，应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增强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，对可能误入歧途者起到警示作用。所以，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不能靠重典终结。

1、年龄再小犯罪视其有罪

“随着经济发展，生活条件变好了，信息时代知识传播也十分迅速，孩子的身心发展都明显提高。”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，校园暴力频发，与未成年人的生理、心理发展有很大关系。

阮齐林说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智力犯罪几乎没有，多为暴力犯罪。从犯罪能力来说，太小的孩子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做坏事，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，生理和心理都有所发展，犯罪的几率也就增大了。

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，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平教授认为，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，政策和法律会有不同的处理措施。原则上只对已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加以刑罚处罚，十四周岁以下的人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。

阮齐林认为，不论年龄多大，人只要犯罪就都视其有罪，只不过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，因为没有到刑事责任年龄，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已。

“现在的孩子对自己做的事情是好是坏，是有一定认识的，即便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孩子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。”阮齐林说，这其实也考虑到社会公平以及受害人的心理等因素，因此，即使不对他们处以刑罚，但是犯罪仍然是犯罪，不因年龄而有所改变。

2、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

“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是由各个国家根据国情来划定的，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”王平认为，从某种意义上讲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极答案。

王平解释说，因为这属于国家刑事政策考量的范畴，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政策考量，也是国家对犯罪的一种态度。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调整的，现在我国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是十四周岁，也许随着国家越来越文明、越来越宽容，年龄可以向上提高到十五周岁或十六周岁;如果社会情况发生变化，少年暴力犯罪发生频繁，也可以下降到十三周岁或十二周岁，随着社会变动作出调整，是可以接受的。

“但作为一部法律，实际上将这种原则性的标准随意变动，是不合适的，因为一部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常态争议一直都存在。”王平说，如果因为有争议就随意改变法律，不仅有损法律的稳定性，也显得对未成年人过于苛刻。

“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，主要还是由国家刑事政策决定的，对于十四周岁以下的孩子，我国刑事政策的原则是不动用刑罚惩罚。”阮齐林说，虽然每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所差别，但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态度是一致的，我国与世界各国划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线基本保持一致。

在阮齐林看来，现在的孩子看似比较早熟，但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相较于成年人仍有差别，一个孩子实施暴力行为，并不会事先想到法律后果。刑罚不是万能的，严苛的规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王平也不赞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。他说，问题的发生具有多面性，不是只靠刑罚严厉打击就能解决，更不应该将这种严厉的打击用于孩子身上，刑事责任年龄一旦下降，一些孩子终生可能受到犯罪标签的困扰，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利。

“人是社会人，但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社会化还没有完成，仍然需要社会的包容，需要法律用宽容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所发生的问题。”王平说。

3、保安处分制度亟待建立

“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，政府也应以刑罚以外的其他措施进行干预，不能放任不管，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机制。”王平认为，刑法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保护社会的安宁，防止他人继续受到侵害。

刑法第十七条最后一款规定，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;在必要的时候，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“这里所说的不满十六周岁，其中也包括了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，收容教养不是刑罚，是由当地行政公署以上级别的公安机关审批，由少年管教所执行的，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。”阮齐林说，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可以将其与受害者隔离开，防止报复行为的发生，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措施。

“对于犯了罪的人，都要进行处理，处理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刑罚，在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还有一种叫作保安处分。”王平说，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刑罚，没有达到的可以适用保安处分。

保安处分是指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，以矫正、感化、医疗等方法，改善适用对象，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。“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人，也就是刑罚不适用者，刑罚具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，保安处分是对非刑罚所能改善者而增设的特殊处分，用以弥补刑法特殊预防的不足，可以防止其发生危险和侵害社会秩序。”阮齐林说。

“实践表明，对待少年犯罪现象，还需要进行教育感化，保安处分便成为预防犯罪的首选措施。”阮齐林指出，我国也在提倡运用二元化处分原则，适用保安处分以补充或代替刑罚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措施。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说，国外少年司法制度有一个价值取向，即宽容而不纵容。刑事责任年龄下面的空间交给少年司法，这既不是惩罚，更不是刑罚。我国目前亟待建立保安处分制度，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。

王平说，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，在这个年纪应该受到良好的人格教育，学校和家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要提高自身的素养，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职责，将法治宣传和身心健康的辅导做到位，从而有效地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，让孩子在和谐、快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。

据说国外少年司法制度有一个价值取向，即宽容而不纵容。刑事责任年龄下面的空间交给少年司法，这既不是惩罚，更不是刑罚。所以，在我国，我们应深思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不能靠重典终结。